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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信州仁惠祠

[日期:2013-02-08] 来源:新华副刊  作者:木渔 [字体: ]

    据说在古代信州(今江西上饶市)那个地方,曾经有座祠堂,名叫“水南仁惠祠”,里面供奉着唐末的刘汾。其实,我对于祭祀祖先的祠堂并不感兴趣,因为那太过于平常了,而对于名人的祠堂,倒是情有独钟,因为它们首先不属于某一个姓氏,其次望先贤而仰止,庶民亦能感怀。比如那年秋天,我曾去过北京学府胡同的文天祥祠,祠堂小院里那些泛着亮色的枣树叶子似乎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闪着刺眼的光芒。还有崇文区斜街的袁大将军祠,那一日我驻足其间,至今忆起,后脊背上还似乎有那灼热的阳光。仁惠祠呢,它的主人,只不过是镇守一方的大员,像这样的官吏历朝历代,比比皆是。回望数千年之中国,又有多少这样的文臣武将已被历史所湮没?以祠祀之,奉为神明,难道它之于当地,犹如关公之庙宇?

      而于“仁惠”之名,我不由得不感到奇怪和一点点意外。

      我咨询过很多刘姓的寻根人,有外省的,也有江西本省的,试图更多地了解仁惠祠的来历。可是,迄今为止,即使是刘汾的一些后裔们,也未能尽详其解。他们顶多只是从族谱里知道了一些关于仁惠祠的点滴,因此所给予我的信息十分的有限。而至于仁惠祠具体今在何处,亦无人能给我半点有价值的信息。一些稍有点掌故的人对我说,仁惠祠以前确实有过,但不知于何年何月消失了,你想找吗,也许你的寻觅就是徒劳,什么样的建筑能经受起壹千多年的风雨?噢!壹千多年(902-2010年),我不敢想象,我能穿越时光的隧道返回到唐朝末年的信州?如果这样,那不是所有的古人都活了,这地上还能装得下吗?!这样想着,对于那个祀祠,消失了那是自然的规律呢,有什么可惜的呢!

      然而,于“仁惠”之名,我似乎还不能罢休,直想着有个究竟。

      虽说仁惠祠不在了,鉴于它就曾立于信州那个地方,如果能花点力气,就当真不能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吗?可是古今的地名变化之大,行政区域的历代演变,于今昔又如何能知晓其故地呢?

      我查阅和搜寻了许多资料,一次偶然的发现令我兴奋。在现今仅存的江西弋阳刘氏宗谱里,有一则关于仁惠祠的信息,说它曾位于信水之南,草衣塔之东。信水,即今上饶之信江,横贯信州城区之东西,西流至弋阳县方向。刘氏族谱里还有一张仁惠祠的图画,它是附录在族谱的后缀部分。我看过很多的谱牒,其最后一般是祠堂和坟茔的画影图形,以供后人观瞻。看来仁惠祠虽不是宗祠,但在刘家的族谱还是有其重要一笔的。刘氏族谱记载的仁惠祠全称叫“水南仁惠祠”,这个水南估计就是祠的方位称呼了,应该特指前面所说的信水之南。祠堂建筑共计三进,第一排是四个柱子的牌坊,牌坊上简写三个字“水南祠”,第二排估计是过渡厅堂,一般会有个人事迹的介绍,或者功德美誉等,行人至此需稍作停留,环顾四壁,以示崇敬与肃穆;第三排就是祭祀的主祠了,抬头显见“水南仁惠祠”五个字,祠顶中间有个葫芦形式的“攒顶”,比较夺目。按照刘汾仁惠于民的精神,想必这个尖顶不会是金子做的吧。想当年,刘汾的肖像或者牌位,肯定是置于祠内香案的正中了。三排建筑的屋顶两侧都是卷起的犄角,好像与蓝天衔接,宛如行云流水。仁惠祠除了三进建筑外,并没有左右厢房,看来这样的祀祠简约而不奢华,游人至此可一览功绩,拜别先哲即可离去。

      在多方寻觅过程中,我还认识了南昌的一位刘先生,他给我邮寄来了宋代刘永的《古今刘氏源流引》,这个谱序里称刘汾为“水南仁惠大王”,早先家居赖家源。“赖家源”可能是个古地名,现今亦不知道在哪里了,我猜测它可能是龙纪元年(889年)那次变故(其父刘巨容遭灭族之罪),刘汾一时的隐居地。再仔细查阅上饶地区的地理信息,发现位于信州城区以西、信江之北大约5公里处还真有个家“赖家”的地方,位于马窝水库南侧,而这个“赖家”相去信州驻地不过30里左右,莫非这个“赖家”就是刘永谱序里所称的“赖家源”?而那个“水南仁惠大王”之称呼,估计是当地老百姓把刘汾当成神敬畏了。按照刘汾曾长期驻扎信州之史实,活着的时候,他是一方官吏,老百姓自是敬畏三分,死了倒是没有官威了,但是却成了神明,估计还会令人惧色的。从弋阳到南昌,两地刘氏相去甚远,并不同支派,而记述一致,看来,信州之地,可能就曾有过那个仁惠祠吧。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谱牒里的记述,仁惠祠在草衣塔之东,也就是说草衣塔可能是仁惠祠比较明显的地标。我查阅了信州区域所有的与塔有关的地名,并没有发现与草衣塔完全一致的地名,只是在现代信州城区南边大约5里地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叫塔水的村落,它位于信州城南主干道东侧(两侧为山地)。虽然叫塔水,但那里却没有一条河流,只有一汪大水塘。古代的城池,城内住民,城外4-5里算是近郊了,在近郊建立祀祠,必是交通便捷之处,每逢春秋二祭,往来的人才比较方便。塔水离信州城郭不远,又恰好在信水之南,莫非这里就是仁惠祠的所在?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种臆测了,也许千年已过,即使去了当地,村民们也不见得能说出个一二来。想必,那个仁惠祠不仅早就荡然无存了,估计连一块碎石片都难以寻觅呢,但是如果那个祠真的存在过,必是离刘汾曾经驻防过的信州城池不远。

      关于刘汾其人,刘氏族谱里已有不少记载,都说他原籍淮北徐州人,其父刘巨容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最近在徐州铜山县志里发现了有记载其父刘巨容的小传(载于《徐州志》四十二卷·仕绩三),想必他的故乡就是徐州铜山县?

      刘汾生于唐会昌四元年(844年)八月十五,卒于唐天复二年(902年)十一月隆冬,葬江西广信府弋阳县新陂里居仁乡旗鼓岭(今江西弋阳县曹溪镇)。天佑元年(904年)二月,唐僖宗时礼部员外郎司空图给刘汾题写了行状(古代人的生平):“刘公讳汾,字伯临,母程氏,巨容公长子也”。这个行状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刘汾的一生。司空图何许人呢,史载其“字表圣,河中虞乡人”(今山西永济虞乡),生活在837-908年,看来他和刘汾为同时代人。天复四年(904年),朱温摄政,召其为礼部尚书,后来司空图一看形势不妙,佯装老朽,归隐乡里了。

    “图,故礼部吏也,详闻公之世系事业久矣,兹其嫡嗣汉兴备录公之勋绩,遣人不远千里,来山谷俾予撰记,予时优游归闲散,遐想故旧,忽承大孝,致意诚切,敬从其请,掇其大较俾垂不朽焉”。刘汾死后,其长子刘汉兴遣使从江南的弋阳县到山西河中那个地方,不知道要走多远,露宿多少站,才找到司空图老家,求其写个行状。恰巧司空图当时云游归来,闲居在家,他对此很是感动,欣然命笔。司空图曾主政礼部,对于刘汾应该是知道的,按他自己所说,他与刘汾还是故旧呢。司空图称其“慷慨有大志,容体瑰迈,英雄俊雅”,如果司空图没有见过刘汾本人,肯定是不会这样写的。

      刘氏族谱记载刘汾自幼聪敏好学,早登了进士科第,初授兵部员外郎。看来一开始他就与兵戎有关了。后来刘汾的军旅生涯也的确与黄巢义军纠结在一起,这与他所生的家庭和所在的时代都有莫大的关系。

    乾符二年(875年),黄巢起兵响应王仙芝。四年(877年),黄巢大军攻河南,“汾屡战,斩其前锋诸将,贼遂败衄。”刘汾一出道,就显示了为将才的本色。五年(878年),刘汾与曾元裕会军,在湖北黄梅斩杀了王仙芝。黄巢攻亳州时,刘汾率大军直逼城下,黄巢方引兵退去。后来尚让率王仙芝余部归黄巢,义军势力壮大,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并引兵南趋福建,而刘汾则率军紧随其后。

    乾符六年(879年)黄巢义军从桂林北伐,直逼襄阳。

    879年的襄阳,那可是刘汾父亲刘巨容的地盘。这一年十月,朝廷刚刚把山南东道节度使的大印交给了其父刘巨容,随后黄巢大军就到了荆门。俗话说“上阵父子兵”,刘汾此时肯定是其父手下一员得力干将了。其时刘巨容、曹全晸(时任江西招讨使)相互配合,诱敌深入,以伏兵巧胜,大破义军,“斩俘一十七万”。刘汾在这场大的军事活动中,刀锋是向着义军的。没办法,黄巢收拾残部约8万人仓皇渡江,史书记载其“转掠饶、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刘昫《旧唐书》卷十九下)

      中和元年(881年),黄巢遣其将尚让王播率军五万进攻凤翔,刘汾与时任四面行营都统、宰相郑畋,以及唐宏英等以逸待劳,大破尚让军于龙尾陂,“斩首二万级,伏尸数十里”。战争如此之残酷,后人也会闻风而感怀。此时的黄巢义军,势力虽在,但情形已不如当初起兵那时了,义军与朝廷之战进入了后期阶段。刘汾呢,中和二年(882年)八月,转任镇南军节度使,驻扎信州去了。当时的饶、信地区,历经战火,已是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刘汾的角色一方面还是朝廷领军的将领,另一方面已是地方的官员了。“自中和二(882年)年至是年间(902年),江西十州之地镇之以静民皆安堵”(司空图《刘汾行状》)。相形之下,他的四周又如何呢?与刘汾属地接壤的是福建王潮、王审知,两浙的董昌、钱鏐,淮南的杨行密,黄巢起义的平息并没有消停这些地方大员的并起,看来刘汾的四周是常有“警况”的。而刘汾治下“公私富蔗几复,承平之旧”。所以司空图对刘汾有美誉“盖公恭俭仁惠而容民蓄众之有方纪,律赏罚严明,抚绥勤王之尽忠,威德兼备而致然也”。这就是刘汾“仁惠”政绩的由来吧。当然,仁惠与否,要当地人说了算,不能自祤。

     对于历 经战火的饶、信地区,刘汾是“一意抚恤,亲加劳问,简徭役,宽赋税,民赖以全活者甚众”(刘汾《大赦庵记》)。战争是无情的,其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道理就在这里。老百姓只想平安过日子,但是朝廷与义军双方的博弈却害苦了当地百姓。为政者,还是以民为本,否则政治何出呢,所谓老百姓才是官员们的衣食父母嘛。刘汾作为一位朝廷的高级官员,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浅显的道理,他的所作所为既是出自内心的怜悯,也是分内的职责,毕竟当兵打仗最后还是回归和平。自古以来,没有哪位将军会说他的一辈子的目标就是杀人。但是老百姓可不会想这么多,作为官员,你只要做一点点好事,他们都会认为你就是忠良,你是好人,也会世世代代记住你。

      中和四年(884年)六月,黄巢义军复振,围攻陈州。刘汾与李克用会军,直逼开封。李克用追至中牟县,大破义军,尚让率众投降。刘汾与李师悦率尚让追剿义军残部至虎狼谷,黄巢外甥林吉斩杀黄巢投降。

      刘汾自己说,“汾再战再克,十无一失”,莫非他是疆场上的常胜将军?自始至终,与王仙芝,与黄巢,相逢没有泯恩仇,却满是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因此,可以说刘汾的大半生于唐王朝围剿王仙芝、黄巢起义军的军事活动息息相关,刘汾不仅全程参与,而且屡次首当其冲。刘汾肯定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生灵的涂炭。他胜利了,作为统治者一方,那就是杀戮起义;他败了,他手下的广大士卒就要被义军所灭亡。身处其中,必然要沐浴血雨腥风。从今人的角度看,刘汾镇压义军的确是有罪过的,但是放回到王朝迭换的历史中,作为唐王朝的一员,他算是尽忠尽责了。

      战争结束了,刘汾依旧镇守饶、信二州。

      光启二年(885年),刘汾在南山那里买了山野荒田八百余亩。也许功成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退隐。不幸的是,龙纪元年(889年)刘巨容被田令孜诬陷,遭到灭族之罪。刘汾呢,不得不及时隐匿了。

      三年之后,时间到了景福元年(892),西川节度使王建上表,朝廷诏赦了刘汾家族,刘汾官复原职。后来唐昭宗连续七次下诏给刘汾,让他在朝为官,可是刘汾已年近花甲,况且黄巢已灭,天下估计就太平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视干戈则思斗,居村落则思耕。”刘汾这次退意已定,并嘱其诸子也不慕虚名。因此司空图赞叹刘汾,“当此之时,贪顾权势,奔竞威福之风者比比,而然急流勇退,见几而作有如是哉”!而司空图自己呢,朱温当权,他也不干了。

      也许退隐归田,刘汾还是夜不能寐的,比如厮杀,比如争斗,比如诬陷,比如诏赦……。怎么才能过点清闲安稳的日子呢,看来还是闭门念经的好,它可以忏悔,忏悔世间的万物;它可以赎罪,以求得后半生的安宁。《易经》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刘汾不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因此念点经为好,古代人都信这个。就在这一年,刘汾在南山建寺(今万年县梨树坞乡南嵩坞)一座,邀请妙果寺禅僧至明、至公等 5人入寺住持。不久,朝廷又念刘汾兄弟忠孝,下诏:“汾战阵能勇,思祖能敬,其山寺税粮俱赐优免”。念经是好事,赋税就免了。

      天复二年(902年),御史大夫郑遐昌复奏刘汾功绩,于是唐昭宗又封刘汾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右仆射等职,赐紫金鱼袋。然而就在这一年冬天,刘汾病逝了。

      刘汾一生共生子14人,以“汉”字排行,据说是“冀绍先也”。刘汾长子为刘汉兴,诸子中大夫有7人,郎官有2人,其余不仕。刘汾后代繁盛,散居饶、信、大江南北及海外等地。刘汾著有《大赦庵记》流传于世。刘汾死后,诸子“立祠墓傍大丘桥,以为岁时祭祀之所也”。而信州之民呢,“怀德,亦立庙于信城之水南,草衣塔之东,刻像勒碑,尊称水南仁惠大王,永祀不忘焉”。看来仁惠祠(上饶市)和刘汾墓(弋阳县)不在一处,仁惠祠是驻地民众自愿修的,好像过去那种“万民伞”一样。

      祭祀刘汾的那个仁惠祠现今找不到了,但是他自己亲手建造的大赦庵(万年县)据说还在,这至少弥补了后人的一点怀古之幽思吧。因为一千多年都过去了,还能留下一点与之相关的实物遗迹,不能说不是奇迹。那袅绕的香火,过去是一个将军的忏悔,于今昔,我们或许能从中拨开迷雾,知晓仁惠对于老百姓的真正含意吧。

      我想,即使那仁惠祠还在,里面也只不过是一尊石像或者一个牌位,到是会令很多游人驻足徘徊,仅此而已。刘汾虽已远去壹千多年了,如果他那仁惠的精神还留存于这世界上,即使无祠,又有何憾呢?

      刘洪洲先生(刘汾后裔全国联谊会副会长)有诗云:“仁惠美名满饶信,赣鄱大地犹相闻”。而我说,“仁惠祠何处?河汉入海流”。当今社会,“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之所在,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水南仁惠祠”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而刘汾当年的仁惠精神肯定是流淌在海内外华夏儿女的血液里了。

 

【来源:新华副刊201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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