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临，是刘汾的字，刘汾公是四百万汾公后裔的共祖，伯临公最精准的文化内涵表述是“仁”、“惠”二字，这是人民给他的，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历史由人民群众写成，那么这“仁惠”二字是对汾公最好的注脚，“仁惠大王”是饶、信二州的民众送给汾公的“万民伞”（“民德之，立庙于水南，民德之，尊称为仁惠大王，崇祀而不忘”。见《唐节度使祠堂碑记》），这不只是刘氏或者伯临（刘汾）后裔的一家之言、溢美之辞，而是百姓的封号。
现将伯临公（刘汾）文化精神梳理，可概括为“忠”、“孝”、“仁”、“惠”、“智”、“勇”、“严”。
伯临（刘汾）之“忠”
刘汾为朝廷尽忠，有目共睹，同时期的王建、朱温、钱缪等节度使后来均称帝，而刘巨容父子均为一方诸候，为节度使，唐朝未年的节度使财、政、军、民一把抓，权力很大。再来看一下刘汾的关系网：刘巨容（父亲、山东南道节度使）、十四子（三史五大夫）、郑畋（刘汾岳父、宰相、凤翔节度使）、王建（刘巨容盟友）、曹全晟（江西招讨使、刘巨容盟友）、高骈（节度使，儿子汉彬的岳祖父）。而朱温只不过是刘巨容父子的手下降将，最后称帝。在唐未英雄逐鹿中原的时候，多少乱臣贼子纷纷自立，刘汾却退隐南山不出，无非一个“忠”字。
伯临（刘汾）之“仁”
1、经巢三掠，加以孙儒猖獗，民不聊生，公一意抚恤，亲加劳问，简徭役，宽赋税，民赖以全。(《全唐文》卷793)或《唐节度使祠堂碑记》）
2、视干戈则思斗，居村落则思耕。（《大赦庵记》）
3、清明吊 有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传说。相传唐代兵部尚书右仆射刘汾曾率兵与黄巢农民军在此激战，死伤将士无数，后刘汾因厌恶官场上的尔虞我诈，隐居于盘岭和东源交界的南嵩坞，建“七诏”起之秀寺守祖宗春秋二祭。每逢清明时节，刘汾总要携带祭品到龙泉山上祭奠亡魂。香烛缭绕的青烟，刘汾的幽幽长叹，凝固成一段撼伤的历史，被深深地铭记在当地百姓的记忆中。后人为了纪念刘汾，就把这座山峰叫作“清明吊”。
伯临（刘汾）之“惠”（通“慧）
史载刘汾自幼聪敏好学，唐懿宗咸通十二年辛卯（公元871年）23岁登进士第，初授兵部员外郎。可见伯临公天资聪颖，少年早成。
“召到属郡鄱阳北隅妙果寺禅僧至明、至公等五人，入寺住持”。（《大赦庵记》）
此处可见，伯临（刘汾）修的是佛教禅宗，禅宗以顿悟达到智慧的境界而著称。因巨容公一事的牵连，伯临（刘汾）及时隐退，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七道诏书而不出，这在当时军阀混战时期不失是全身而退的智慧表现，这种激流引退还影响了汉英公等下一代，汾公去世后，汉英公辞去“镇南军节度行营使”一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也使整个家族得以繁衍壮大至今。
伯临（刘汾）之“孝”
朝廷念汾忠孝，诏曰：“汾战阵能勇，思祖能敬，其山寺税粮，俱沐优免。”（《大赦庵记》）
南山寺最早是伯临（刘汾）的家庙，也就是祭祀先祖的场所。日久见人心，国难思良将，朝廷最终还是觉得汾公可靠，下诏表彰汾公的忠孝，并为免除山寺税粮。
伯临（刘汾）之“智勇”
“汾再战再克，十无一失”，在当时算得上是常胜将军了。“汾屡战，斩其前锋诸将，贼遂败衄…”
“五年，会元裕斩王仙芝於黄梅。巢方攻亳州，汾帅众直抵城下，贼遂引退 ”
“汾剿追之，巢又自岭南趋襄阳。……”“汾出师间行巡荆门，会父刘巨容、曹全晟亦合军待焉，俱以兵伏林中，贼至伏发，大破其众，斩俘一十七万”。“汾与都统郑畋、唐宏英等勒兵待之，大破其众於龙尾陂，斩首二万级，伏尸数百里汾与李师悦率尚让追剿馀众，至虎狼谷。巢甥林吉斩巢兄弟妻子首献以降，由是巢祸既灭。”
十战十胜，智勇双全，上阵父子兵，与父亲刘巨容一道，成为黄巢的克星，把王仙芝、黄巢赶得满天飞，最后直接致其覆灭。
伯临（刘汾）之“严”
亦且吾家子弟，不许常行到寺，需索酒食。遇春秋二祭，止许二三人到寺，拜谒祖先即返，不许动骚常住。
一以垂之家谱，以儆后人，勿坠吾志；一以给付僧人，收管山田。凡诸僧人在寺住持，务要各守本分，不许贪花好酒，妄将田地移?丘换段，及盗卖等情。其山已有四大界至，诸人不许侵占。
亦且吾家子弟，不许常行到寺，需索酒食。遇春秋二祭，止许二三人到寺，拜谒祖先即返，不许动骚常住。自兹之后。僧众不从吾言者，即便斥退。吾之后人不从吾言者，定准不孝论。”（以上均见《尚书公说略》《新唐书》又名《大赦庵记》）
附：金姑之“节”
女太原郡王氏所出，幼失音矢志不字，及長，因祖遭诬害，隨父隐居南山早卒，葬於南山之左，後公復爵镇鎮南，別驿新陂里，遂将前居居之室寺名大赦庵，以为奉祀先祖香火之宅，立有姑遺像，并墓塔存焉，庵之創始详見站基序。
谱载金姑貌美，唐皇想招入宫中为妃，金姑不从，将自已刺哑，终身矢志不嫁。
综上所述：汾公于朝廷是忠臣，在家是孝子严父，于后代是楷模，于百姓守护神，他爱兵爱民、严于教子，汾公祖孙三代、男女老少可谓是满门忠烈，他不羡慕浮世虚荣，功成而身退实在是后世之楷模。